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合作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全球场域”，它是指“全球系统中相互关联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场域’（field）之集合，容纳从个体、群体到组织、国家等行为体之间互动、聚合的关系结构，以及以全球为舞台的信息传播环境。”[16]“全球场域”概念显然是对国际关系公共领域的一种“反抗”。在看到以国家为中心的、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关系无益于国际社会或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无益于维护个体利益之后，有识之士们毅然地决定开创一个有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全球场域”和“全球话语体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全球场域或全球公共领域被看作是一种对国家的“反抗”，因此有了“去国家化”概念。比如有人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隐含了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跨国公共领域，在全球化时代，“无论问题是全球变暖，还是移民、妇女权力，或者贸易条款、失业、反恐战争，公共舆论的当前动员很少停留在领土国家的边界上……受到争论的问题通常天生地就是跨领土问题，而且，都既不能定位在威斯特伐利亚空间内部，也不能通过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加以解决。”[ 17]鉴于此，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已经失去解释力，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将出现。[18]“跨国公共领域”概念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同义词。有人为了进一步区分这一领域，提出“全球场域”由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两种结构共同构成。“国际社会由欧洲国际社会演化而来，国家是基本主体，有相对集中的权威中心，主要由霸权国家和传统大国运用其核心利益所系的国际规范分配利益、解决争端，‘自上而下’地提供等级秩序……世界社会是全球化和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行为体更为多元，因全球层面的频繁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发展，持续重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自下而上’地形成平等秩序，并建立行为体之间贯通全球的社会关系。”[19]

很明显，全球治理并不孤立，它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深刻的“全球”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它的对手是“国家权威”；在国际关系领域，它的对手是最大的“国家权威”——美国及其现实主义思想。美国式现实主义不仅主观上是“去全球治理”的推手，在客观上也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和全球治理事务中的一大问题，这就是“美国问题”。函数计算中有变量和常量之分。一般来说，经常变化且不确定的量被称为变量，它的强弱、高低和大小变化会直接导致函数值的变化。还有一类是不变化的量，也是计算函数值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有时是一个不确定且变化的变量，即它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有时又是一个常量，变量转移为别的因素了，但美国这个因素继续存在，且转变为了常量。从长历史的视角看，美国是雅尔塔格局形成之后直到现在的国际关系最无法否认的因素，直到这种因素变成为一种“问题”——议程内容。

2、美国热衷于在国际关系中挑起各种各样的麻烦，被称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美国经常批评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造成威胁，但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具备美国式的霸权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造成威胁。历史直白地告诉世人，二战以后的世界各种动荡背后都或多或少有美国的影子，冷战以来发生在各大洲的很多动荡、不安则直接是由美国挑起的。美国制造麻烦的方式有很多种，除战争和战争恫吓以外，最常用的手段是对反对美国或不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进行封锁、遏制、制裁。古巴、朝鲜、伊朗等国因美国几十年长期封锁和制裁，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也经常被美国制裁，俄乌战争期间美国颁布了上万条对俄制裁法令。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发动“颜色革命”，造成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等地的持续动荡。在经济领域，美国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挑起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特朗普任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套，反而造成美国自身通货膨胀。美国还通过设计陷阱、制造证据，对世界各国割韭菜、挖墙脚，比如通过制造“阿尔斯通贱卖”、“卡恩丑闻”等事件，抢夺欧洲资源；迫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输血。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制造的麻烦更多，几乎是全方位、全时空的。美国甚至采用诬陷、抹黑、栽赃的方式，封杀中国企业、中国科技，制造“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外交议题，不断挑动“台独”，在中国周边布控“印太战略”等，以此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在这样的麻烦状态下，美国无心投入到全球治理，其他国家则无暇投入到全球治理。